1937年卢沟桥事变以后，日本侵略者不断扩大侵华战争，为供应大量急需物资，东北地区劳动力严重不足成为日伪当局的一大难题。日本关东军同日本驻华中日军达成了关于紧急动员劳动力“入满”的协议，把被俘的抗日军民和被捕抗日分子押往北票挖煤。
特殊工人
1939年以后，北票炭矿随着三宝、台吉炭矿的开采，生产规模不断扩大，加之煤矿工人伤亡过多，矿工数量越来越不能满足生产的需要。为此，日本侵略者将山东、河南、河北等抗日战场上被俘人员陆续押送到北票炭矿做劳工，称其为“特殊工人”。
“特殊工人”的柳条帽上有红圈记号，每天由警察押送到井下“特殊采区”，逼迫他们冒险作业，每天都有人死于井下，尸体遗至路旁。
据不完全统计，1939年至1945年北票炭矿共有特殊工人4000多人。这部分人到北票炭矿后，没有报酬，每天只有3至4角钱的饭票，难以忍受日本侵略者的残酷统治和压迫，虽然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，但他们没有屈服于敌人的残暴统治，他们自发地秘密组织起来，利用一切机会积极组织串联特殊工人进行不间断的反抗斗争，组织了数次暴动，其中规模较大的就有7次，先后有921名“特殊工人”暴动逃跑。他们不畏强暴的反抗精神，激起了广大矿工反满抗日斗争的热情，谱写了北票炭矿工人斗争的历史篇章。
“协和寮”抗暴
“寮”也叫独身宿舍。它有几个带铁栏的小窗口和一个大铁门组成的大筒子屋，出门就是直接通入井口的人行道，道的两侧设有电网，电网外还架一道刺线墙，墙外有警察流动哨，墙角还有炮楼。
寮内空气污浊，冬季寒冷，夏季闷热，蚊子、臭虫、跳蚤、虱子横生。“特殊工人”吃的主食是发了霉的玉米面、橡子面、烂土豆，最好的是小红高粱米，早晨二两粥，午间四两窝窝头，副食是烂咸菜，最好的是黑豆加海盐，煮熟以后装入麻袋叫大家抓着吃。由于食宿条件恶劣，再加上关里人水土不服，好多人不到半年就被折磨而死。
1940年4月，日本侵略者从山东、沂州集中营把在山东革命根据地俘虏的抗日自卫队战士131人押送到北票炭矿当了“特殊工人”，关进了冠山协和寮，此时协和寮里的“特殊工人”达到了1000多名。他们一天劳动12个小时，不但不发给工资，就是每天供给的三顿高粱米饭也填不饱肚皮。有的工人因病发高烧，就说是得了伤寒被扔到隔离间不给治疗。5月2日，在“特殊工人”韩树琪、于××串联与组织下，1000多“特殊工人”罢工两天，要求改善伙食，给伤病工人治病。6月4日零点，趁工人在井口交换班之际，131名“特殊工人”在共产党员韩树琪、刘三和于××的组织下秘密集合起来，每人手持木棒做武器，分两路逃跑。由韩树琪带领的一路80人迅速冲到大门口，两名持枪矿警喊道：“你们干什么去？”他们答道：“上班去！”矿警发觉情况异常，把大门关得紧紧的，不让出去。大家冲到矿警跟前，夺下矿警手中的武器，并把两个矿警打倒在地，将大门砸开冲了出去。第二天跑到朝阳县的一个喇嘛庙里。由刘三、于××带领的51人也赶到了这里。于××兴致勃勃地向大家讲话，要求大家坚定信心，坚持到底，找到抗日队伍。由于人员多，目标大，行动不便，决定化整为零，重新划分小组，以二三人为一组，开始分散行动。有的去张家口或回山东参加抗日队伍，也有的到大兴安岭找抗日联军。这些人走后，韩、于二人又潜回北票炭矿，继续组织工人对敌斗争。
夜砸“报国寮”
报国寮是日伪时期台吉炭矿关押特殊工人的独身宿舍。
1941年2月初的一天晚上9点钟，住在报国寮100多名特殊工人，每人拿一个镐把先冲进公事房。值班的日本人吓跑了，催班的中国人钻到办公桌下。工人们砸坏了电话，找到开大门的钥匙，100多人逃出虎口。过了三四天，又有五六十人暴动逃跑。为了制止、恫吓“特殊工人”的暴动逃跑，矿警队把组织暴动未遂的王大根活活打死。报国寮的负责人高本（日本人）贴出一张“王大根图谋聚众逃跑被打死，如有效法者，亦遭同罪”的布告。
“特殊工人”并没有被日本侵略者的血腥镇压及恫吓而吓倒，而是更谨慎、更严密、更有组织地组织暴动。
1941年8月的一天晚上，井下“特殊工人”升井后，“特殊工人”陈石头回到屋里就和几个人商量暴动逃跑的计划，并做暴动逃跑的准备。当夜10点多钟，雷电交加，雨下个不停。陈石头带领大家有秩序地冲向公事房，六七名工人手持木棒将门砸开，日本人高本去摸电话，被陈石头举起木棒打昏在地，并把电话机砸坏，其他值班人员吓得跪地求饶。陈石头命令他们交出开大门的钥匙。一个催班交出钥匙，把铁门打开后，200多名“特殊工人”冲出报国寮。当10多名矿警和日本人闻讯追赶时，矿工们已经消失在茫茫黑夜之中。
□ 作者 李秀华 石国清
（待续）
